是引火烧身?还是变中求存?——品味ATP这一年来的改革
2005年11月16日在上海大师杯赛的球场上,马克·麦尔斯(Mark Miles)这位执掌ATP长达15年的CEO正式宣布退休,同时留下了一个拥有64站职业巡回赛和一大堆世界顶级职业网球明星的ATP。然而,就在麦尔斯卸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,ATP却在新任总裁安迪内·德·维里尔斯的带领下,频繁抛出倍受争议的“改革”新举措。德·维里尔斯,这个昔日迪斯尼的操盘高手,是因为急于要在ATP内树立起自己的权威,而导致行为失去理智了呢?还是另有隐情?让我们一起接近真相。
从更改双打规则,到推出小组赛,再到放出风来要在2009年对成功举行了16年的职业巡回赛重新洗牌,甚至还爆出了变更排名积分规则来“挑战”大满贯的举动,ATP一改过去给世界成熟的形象,变得开始矫揉造作起来。而对待这些改革,好像最举棋不定的还是ATP自己,小组赛刚刚推广了不到2个月就匆匆宣告暂停;提升ATP旗下的大师赛排名积分的消息传出去还不到一天,ATP又站出来说也要相应提升大满贯的积分,里外里似乎ATP在做一件看似根本没有触及现实的做秀;蒙特卡洛和汉堡在面临被ATP降级的时候,纷纷采用法律方式,把过去的合作伙伴高上了法庭。一时间,ATP的“锐意进取”让全世界都摸不着头脑了,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浮燥而又频繁否定自己的ATP。
2003年,刚刚退役的南非球员费雷拉纠集了近百名职业球员,组成了一个新的球员协会(其中就有风头正劲的休伊特和刚刚展露头脚的费德勒),明确提出要替代ATP掌管国际男子职业网球。但是,在麦尔斯稳固的防守面前,那次反抗既无声息,又乏力量,最终不了了之,球员和公众对ATP给予更多的还是肯定和支持。那么,现在的ATP为什么不能像以前那样稳扎稳打了呢?
要想弄清楚ATP发起改革的动机,就必须看看现在反对“改革”的力量都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反对派一:职业男子球员
ATP有两大支柱,一是职业球员,二是职业巡回赛。从公开的规则看,职业球员更像是ATP的雇员,他们要服从ATP的各项指令和管理。然而,有打工仔,就一定有打工皇帝,ATP的饭碗是靠端不平才吃得牢固的。
1972年ATP创建的时候,就是少数职业网球明星的联合体,是网球明星们的工会,而不是全体球员的工会——虽然ATP从未这样说过。谁都知道,对ATP真正有价值的是网球明星而非普通球员。职业明星是能够直接为ATP带来利益的人,而普通球员则只是ATP搞经营活动中穿上公益外衣时所不得不背上的包袱。所以,只要ATP的明星球员们能坚定地站在ATP一边,国际男子职业网球的江山就不会真被动摇。
那么,ATP是如何获取职业球员的这种支持和信任的呢?替球员出头,是ATP创建的初衷,更是其辉煌30年的根本动力来源。1968年开始,当时国际网球界的大鳄——国际网球联合会(ITF)终于顺应历史潮流,将网球运动全面带进职业化。那时候,ITF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球主管机构,也是最多职业赛事的掌门人。ATP当时手中只有少数影响力小的职业赛事,这和ITF手中的众多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网球大赛绝不能同日而语。为了管理好利益最多的男子职业巡回赛,ITF当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MTC(Men's Tennis Council)。因为延续了ITF过去一家独大的管理思维和模式,MTC在掌管职业巡回赛的过程中,表现出的是对球员过分的严格和冷酷。职业球员的利益,在MTC中不仅不能被放在第一位,而且在给予限制和打击时还毫不手软。1973年,南斯拉夫球员尼金·皮里科因未能在ITF的戴维斯杯赛中代表其国家出战,就被ITF和MTC同时处以禁赛的处罚。另外,阿根廷著名球员维拉斯则因为在1983年在参加荷兰鹿特丹网赛时,收取了6万美元的出场费后,干脆被MTC处罚禁赛一年。MTC一方面几乎对如何提高球员的收入无所作为,另一方面又在恪守陈旧的观念,对球员进行苛刻的管理。正应了那句话,“哪里有压迫,哪里就必然要有反抗”,职业球员在利益的推动下,不断地向一起靠拢。ATP此时便以其球员工会的身份,向饱受MTC“摧残”的职业球员们抛出了橄榄枝。1973年,ATP在伦敦发动了职业网球历史上第一次“大罢工”,共有79位明星球员团结一致,抵制了那一届的温布顿公开赛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,ATP越来越多地介入到球员和MTC的斗争中,并坚定地挥舞起“提高球员收入”的大期,空前广泛地团结职业球员。1988年,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大门口的停车场上,策划ATP历史性一幕的汉密尔顿·乔丹先生,在著名球星维兰德的陪同下,向世界郑重宣告“ATP将1990年全面接管职业男子网球”,并正式公布了一份有20多名职业大牌明星签名的球员名单,这些球员宣称他们将从1990年开始,只参加由ATP举行的职业巡回赛。1989年,ATP在球员的协助下,成功地将饱受争议的MTC解散了(MTC的董事会是由球员工会ATP和其他相关单位构成的,汉密尔顿除了为ATP争取到球员的支持外,也得到了其他利益集团的支持,才实现了解散MTC的目的)。从1990年ATP正式接管职业网球以后,球员们的收入情况,的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职业赛事的奖金不仅一增再增,而且球员得到的商业赞助方面的政策也比以往更加开明,虽然出场费仍然不被ATP接受,但球员们已经可以通过ATP许可的其他方式来收取更多的钱。由此看来,ATP的成功,源自对球员利益的保护和提升。
然而,ATP自2006开始的一系列改革却变了味道。早已财大气粗的ATP不再从球员的实际需求出发,频频单方面向球员发号施令,改变他们现有的生存状况。球员和其他自由职业者一样,处在社会的边缘,他们的生存环境是不稳定的,哪怕是微小的改变都会触动他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。费德勒一向都是以ATP的“乖孩子”形象示人的,他也是ATP火烧眉毛时最可靠的台柱子。2005年当众多职业明星纷纷退出上海大师杯赛的时候,ATP只能寄希望于刚刚伤病归来的费德勒。恐怕中国的网球爱好者都还记得,2006年费德勒是怎样以一己之力,艰难地撑住了过去20多年来ATP遇到的最大的一场球员危机。然而,现在费德勒也对ATP的改革不能置若罔闻了。能量越大、责任越大的费天王,从2006年底就公然反对ATP推出小组赛制,2007年又站出来替他并不擅长的蒙特卡洛红土赛去和ATP彻夜磋商。费德勒是个聪明人,如果不能站在全体球员的根本利益上,他是不会轻易地和ATP正面发生冲突的。(未完,待续)